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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在运用的过程中被不断丰富，在丰富的过程中又发生变异，在变异的过程中被历史延续，在延续的过程中又保持着它的某些本质特征——不仅君主明白治国要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不言则无不教，无为便无不为

此论探讨了《四惑论》的写作背景，具有启发性，但是仅归结为排满一项，未能呈现出章太炎与新世纪派的诸多分歧。《排满平议》已引其绪，提及新世纪派常诉诸公理来束缚人。

本文引用的《新世纪》出自沈云龙（编）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》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。为此，他取资强调个体自律的华严宗、法相宗来建立理性的无神教：佛教里面，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，但就华严、法相讲来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⑥《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》则明确反对此派废弃汉语而使用世界语的主张。22因而，所谓公理实为个人信奉的学说所冒充，再借着它所具有的社会强制力而强迫他人服从。另一方面，自然意味着没有人为的不平等，具有价值的正当性。

27 首先，他认为，反对自裁大多是基于宗教的超越义（胜义），如：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为上帝所有，不得擅作主张。在近代，公理取代传统的天理，将难以预测的天落实为公众，本应具有更强的世俗理性色彩，但是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最初使用公理时已带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，如康有为认为以七纪数，乃大地诸圣之公理31，梁启超将纪年由繁到简最后归于划一看作公理32。亲则必严，孩提之童，其父母之教令则从，非其父母不从也。

《礼》者，爱敬之极则也。曹元弼之经学思想，最尊者为郑玄。而在此二说中，曹氏对《六艺论》之言《孝经》总会六艺之道，尤为置意。恐与原文相混，既于当句下明言几字补，又狭小其字，加两线旁，以严区别。

《书》者，爱敬之事也。上下相安，君臣不乱，而尊尊之道著矣。

[35]正如曹元弼所说： 故上古天地初开，伏羲作《易》，定人伦，而人类即别于禽兽，万世孝治天下由此始。君之书，殆救一时者也。[8]而十二月十二日，沈曾植致黄绍箕信，便有云：叔彦新著《孝经六艺大道录》，粹然儒言，有关世教，而此间名士多轻之，讪笑之者，汉宋之障，乃至于此乎？[9]沈曾植虽言叔彦新著，仿佛已见此书，但曹氏日记与沈氏书信相隔仅二十日，《孝经六艺大道录》不可能在此期间成书并让沈曾植看到，所以，沈氏所见，应该只是《述孝》一篇及目录而已。此为《释文》所录，正曹氏所确信者，曹氏增加注文云：圣人百世同道。

故曹元弼在《述孝》中说：盖人之性莫不爱亲敬亲，故可导之以爱人敬人。（见曹元弼：《孝经郑氏注笺释》。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，至周公制礼而大备。以郑君之注，百世不易，惜其残阙失次，据近儒臧氏庸、严氏可均辑本拾遗订误，削《群书治要》伪文，为《孝经郑氏注后定》。

而一旦把亲生之膝下定为人的天性，亲生之膝下所产生的情感、道德，便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情感、道德。所谓重建经学体系者，即在晚清民国的文明变局中，仅仅以传统的注疏之学，训诂字义、疏通经文，已经无法回应新的文明的挑战。

曹元弼作为一代经师，他精准地看到，经学根本上就是立法，而爱敬则是历代圣王共同的立法原则，只有这一原则的确立，才有人伦的产生，也就是文明人的产生。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

养则致其乐，居则致其敬，皆由幼小浸长而自然而然。至第二共和历四载，以八十七之年卒于苏州。至西元1907年，曹氏写成《周易学》、《礼经学》、《孝经学》三书呈张之洞。但是曹元弼加上圣人百世同道六字之后，郑注此意无形中消失了，而曹元弼也因此避免了公天下的条件下、禅让制度之中的君臣大义如何表述的问题。[36] 曹元弼从五经中总结出共同的人伦思想，将此人伦之道视为五经共同的旨归，《孝经》的重要性正在于，它集中地表达了这一人伦之道。即以引文而论，郑注以先王为禹，以郑之意，禹以前之尧舜时代，与禹以后之夏商周三代，本为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，惟家天下，方有孝治问题，方能郊祀始祖，非配以有德。

此羲氏、和氏之伯，总掌天地，下其仲、叔，分司四时，如《周礼》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六官。[39] 曹元弼之言圣人并无具体所指，但按照他的思想，要指始于伏羲，至于孔子的历代圣人，正如上文所引《原道》所云的伏羲以来之道备于孔子，历代圣人之治法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把握住了人伦之道，人伦之道在本质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。

真正重要的是历代圣王都是以人伦为核心，根据现实需要重建礼乐。因遍辑经传、周秦汉古籍、各经师注涉《孝经》义者为之笺，而博采魏晋以来《孝经》说之有师法、应礼道者，贯以积思所得疏之。

《孝经郑氏注笺释》之体例颇为特别。[39]曹元弼，《述孝》，《复礼堂文集》，第667-668页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。

锡瑞从叶焕彬吏部假得手钞四录堂本，博考群籍，信其确是郑君之注，乃竭愚钝，据以作疏。于是使妇从夫以正其本，君帅臣以统其类。所谓抽象而言其道者，有家国即有亲亲、尊尊，亲亲、尊尊之道百世不易。性的本义是生，这是曹氏从阮元的解释中得到的启示，而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意义上，生本来就是天地大德的表现。

而后来的《孝经郑注笺释》，正是在否定《群书治要》的基础上，主要依据邢疏、《释文》所存郑注而作。曹元弼不信《群书治要》，使其疏解郑注，几失其半。

于是则天明，因地义，顺人性，正夫妇，笃父子，而孝本立矣。孔子传《孝经》，以帝王大道顺之于未事之前。

郑注云：知天、知人，谓知其道也。文中多处爱、敬并称，如《天子章》云：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

疏文有所不尽，则师黄氏之意而扩充之，兼采史传孝行足裨补经意者，别为《孝经证》。圣君贤相、命世大儒以道觉民，拨乱反正，或有取于斯。[36]曹元弼，《孝经郑氏注笺释》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云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

[28]宋翔凤辑，《论语郑注》，见《浮溪精舍丛书》，第2页，台北圣环图书印行1998年。第一是在对郑注的辑佚选择上，皮疏以为，严铁桥四录堂本最为完善。

辛亥鼎革，共和肇始，曹元弼以君臣之义不可废，以伯夷之行自期，闭门著述数十年，遍注群经，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及经学史，皆有著述，尤专精于郑君之学。而曹氏据郑玄注《中庸》之文，加圣人百世同道六字。

也就是说，历代圣人在立法、作（后来孔子编定的）六经的时候，都是看到了爱、敬的根本性，因而作六经，教导天下万世之爱敬。文王之法无求而求，故讥之也。